《我对青春无悔》是谁的声音唱我们的歌

1946年4月10日，妇女首次在日本参加竞选。1946年10月29日，《我对青春无悔》日本首映。那时候，黑泽明36岁，原节子25岁。首映结果：由于影片借题(京都帝国大学教授龙川事件)发挥的批判精神，东宝与黑泽明，分道扬镳；叙事背景：《我对青春无悔》以女主角幸枝的遭遇，素描了日本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中产阶级生活；作者笔墨：陷入政治运动之中的女主角，用其戏剧化的牺牲精神，潜藏了黑泽明电影的自由主义寓言。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马克斯·泰西埃(Max Tessier)在其论著《1945—1950：战后电影的复兴》中指出，“黑泽明的战后电影表现出一种大胆的技巧和人道主义意识，即人身上体现出的信义，以至于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给他贴上信义的标签。”

最后二十分钟的“无悔”
或许，大多数人都会认为黑泽明是一个用影像烙印“大男子气概”Masculine的导演。但是，同样由他执导的《最美》The Most Beautiful(1944)和《我对青春无悔》，却对女性的内心私密做出了遒劲的刻画。简单地说，《我对青春无悔》以一个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，颂扬了一曲道德忠诚的赞歌。
“《我对青春无悔》第二稿，他们硬把故事给改了。所以，我并不认为它是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。这部影片最后二十分钟是纠正瑕疵的。我决心，用最后二十分钟的时间扭转影片的败局。”这段摘自《蛤蟆的油》(黑泽明，自传)的话，充分说明了黑泽明对于《我对青春无悔》的“有悔”。那么，黑泽明到底在最后二十分钟做出了怎样的“悔过”呢？
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E·安卡普兰在其论著《母亲行为、女权主义和再现》中指出，“妇女影片虽然有着解构父权社会意识形态的愿望，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，但是现存社会的象征秩序却很少为女性展现新的空间，或者不再允许她继续某种颠覆状态。”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书写在《我对青春无悔》最后二十分钟的“扭转败局”之笔，颠覆意义是非同一般的。恰恰是倒数二十分钟，黑泽明借用幸枝的内心银幕——“我的青春无悔…无怨无悔…记住通向自由的路必会有牺牲…十年后，我们的业绩将闻名于世。日本人民会感谢我们所做的一切。你明白，是吗？人生无悔！无论什么都不后悔！”(野毛的画外音，高亢的配乐，劳作的画面)——升华角色的理想主义色彩。与此同时，黑泽明干净利落地利用溶镜(特写：幸枝弹钢琴的手&幸枝在河水里洗手)，强化了幸枝的信仰变迁：小资女→农村女。最后五分钟，幸枝先是朝气蓬勃地决绝了其母亲的“女卑论”(你可以说，我是农村文化运动的阳光。幸枝语)；结尾，幸枝跳上开往乡村的卡车，绝尘而去……

侧成峰。自出演了《我对青春无悔》之后，原节子又相继出演了吉村公三郎执导的《安城家的舞会》The Ball at the Anjo House(1947)和今井正执导的《青青山脉》The Green Mountains(1949)。一时之间， 原节子成为了受封建主义迫害的少女形象的代表人物。论及女性的觉醒意识，我们可以将《我对青春无悔》与之后同样由原节子主演的《晚春》(小津安二郎，1949)和《饭》(成濑巳喜男，1951)，等量齐观。相比《我对青春无悔》的绝尘而去，《晚春》也好、《饭》也罢，基本都用了一个看似 “Happy Ending”的结局，制造观众的内心触动。辩证的说，《我对青春无悔》的理想主义浪漫与《饭》的现实主义困境，一张一弛地抒映了日本战后“未亡人”一代的生活实相。

最近，著名电影学者大卫·伯德维尔(David Bordwell)在他的博文《黑泽明的早期电影》Kurosawa’s early spring中指出，“《我对青春无悔》与后来的《天堂与地狱》High and Low以及《红胡子》Red Beard一样是一部反传统电影。就某种意义而言，它就好像希区柯克与奥逊·威尔斯的电影，具有一种使人驯善的力量。”灵通的是，专修日本电影的学者佐藤忠男对该片评价道：“战败后，人们因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并非正义战争而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，当他们从电影中看到了日本也有反战活动家存在时，不禁从心底产生了一种如同获救般的解脱感。几十年后我又重看这部影片，获救般的解脱感依然十分强烈。”
本文来源：http://www.mtime.com/my/seemovie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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